肝癌患者代购救命药被抓,稀缺ldqu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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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走进科学小编听到翟一平被抓后，一声叹息！

电影《药神》还在上演，生活中能代购救命药的稀缺“药神”又少了一个。

翟一平何许人也？

一名在年罹患肝癌的普通人。

翟一平不想死，开始不顾一切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，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。

群里有一个叫老米的网友，当时老米患肝癌后辗转于北京、上海、医院，所有医生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有治疗方法都没有用。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-1利尤单抗注射液(以下简称“PD-1”)和仑伐替尼(Lenvatinib,以下简称“E”)，便推荐给老米，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。

E是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，年3月，日本批准将其用于肝癌晚期患者。在以前的科普文章中走进科学小编介绍过，PD-1是免疫药物，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，与E联合用药效果更好。

年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联合PD-1抗体的临床数据，疾病控制率逼近%。

但在那时，国内还没有这两种药，临床经验更无从谈起。“试了可能活，不试肯定死。”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，老米听了翟一平的建议，成为国内较早尝试PD-1联合E治疗的“小白鼠”。

年5月，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瘤，最大3.5公分。到了年9月，老米体内肿瘤仅剩1个1.5公分，其余全部坏死。这一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感到惊讶。治疗期间，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治疗方案给其他病友，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询问：在哪里买的救命药？

病友马林(化名)展示他购买的保命药PD-1。郑千里/摄

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通过港澳或是国外。香港距离近，但患者从香港购买，比从德国买每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。于是老米向病友们了解从德国购买的经验。

了解购药渠道后，有的病人自行去德国购买。但有的因为路途、身体等原因，拜托翟一平和老米代购。

慢慢地，由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对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，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便宜，找他们代购的病友越来越多。他们也有了新的合作方式：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后，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，药到上海后，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。

遗憾的是翟一平与程勇不同，程勇没加钱，翟一平加了微薄的5%的利润用于弥补各种费用。

现年46岁的翟一平说，自己并不知道这会触犯法律。他的首先初衷是他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，他也能赚点小钱贴补自己药费。

年7月25日，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，现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。

妻子回忆，翟一平是个聪明好学又很会学的人：“国内外有什么好药，这些药的药效和副作用，他都研究得特别透彻。”

翟一平涉嫌犯下的是“销售假药罪“。为什么能保命的进口代购药会被国家认定为假药？

《药品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、进口，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。

也就是说，所有没有被国家批准的药，都会被当作假药。

年《刑法》依照《药品管理法》的规定定义假药，而当时有效的《药品管理法》所规定的假药并没有包括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进口的真药。但年修订《药品管理法》后，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。

年，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删除了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这一犯罪构成要件，导致销售进口真药也会入刑。这两个修改扩大了《刑法》的打击范围，导致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成了《刑法》意义上的假药。

翟一平这个法律意义上销售假药的罪犯，生活中人品如何呢？

得知群主被拘，病友们集体商议要一起写求情信，在这些求情信中，有些病友并不知情翟一平代购抗癌药一事，只是描述翟一平为他们推荐好医生、好医院、帮忙看片子的经历；曾用过代购药的一些病友，提供了他们比对其他代购或药商的价格，称翟一平提供的抗癌药，比其他药商便宜且有效。

但其中最焦虑的，是一些因为翟一平被羁押，即将或已经断药，一时找不到新的购药途经的病友。其中一封求情信上说：“说得更自私一点，他不出来，我们就得断药。”

群友胡玲是江苏无锡人，从事财务工作，年薪8万元，独生女，尚未成家。她到现在还没有告诉61岁的患病父亲，翟一平被羁押后，未来要么高额买药，要么断药。

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买假药、买贵药了。年4月，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，不能手术，也不能化疗和放疗，医生判断顶多两个月的生命。“刚查出肝癌晚期时，我爸很沮丧，病怏怏地躺在家，不愿意说话”。

在医生的推荐下，他们联系到一家药商，开始尝试联合治疗，但药商提供的PD-1一针3.2万元，E一盒20粒2.5万元，高额的药物让胡玲一家压力巨大。

更让她绝望的是，父亲用药后开始出现呕吐、腹泻等不适反应。她通过朋友辗转联系到翟一平，才知道药商提供的E可能是假药。她转而使用翟一平提供的药：PD-1一针1.2万元，E一盒30粒1.9万元。

翟一平还手把手地指导她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，PD-1使用后有什么症状和副作用，要忌口什么……3个月后，父亲的甲胎蛋白指数(一种诊断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指标)从降到现在的，病情稳定下来了。

用药见效后，胡玲父亲的求生欲大大增强。“现在他食欲很好，还很乐观和人家说要控制好肿瘤，保下这条命，哪怕不能出去干活儿，在家帮她们母女俩看门也行”。

“现在着急的是要断药了，也没有专业的人指导。”胡玲说，翟一平是平价代购，有时候还帮我们补贴快递费，是个好人。

老米曾问过医生关于断药的后果。医生说，停药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，之前的努力都可能成为泡影。

每天早上，胡玲都会看到群友们在群里互道早安，互相打气。“我们这个群基本上都是穷人”。

有些偏远地区的医生在PD-1联合E治疗方面的临床经验较少，病友们的用药经历，对这些地区的患者很宝贵。

一名患者在求情信里说：“希望各位领导能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，毕竟在抗癌路上恋秋(翟一平的网名)一直都在无私地帮助各位病友。”

为什么药品代购的现实和法律如此冲突，怎么解？

年3月，在中国肝癌领导力论坛上，有专家指出，中国是肝癌大国，全球有50%以上新发和死亡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。中国肝癌5年生存率仅为12.5%，远低于日韩等国。但面对欧美国家研发的肝病新药，相关部门多年来又审核极严，特效新药一药难求，于是绕过官方监管进行民间代购成为普遍现象，因代购进口药物受到惩罚的，不止翟一平一个。

不经中国相关部门审批的进口药一律认定为假药是否合理呢？

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宏伟分析，这个规定具有合理性，相比东南亚等地区，中国的药品管理标准更高，可能存在购买东南亚生产的药品后产生不良反应的情况。“但这个(规定)过于一刀切了。如果从安全角度去参考，日本和欧美的安全标准远高于中国，有些药品吃了很多年，临床验证确实是有效安全的，如何尽快使用到中国患者身上，有关部门应尽快想办法。”

图片选自电影《药神》

一名患者在求情信里说：“希望各位领导能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！

程勇代购的是印度仿制药，没赚利润，不算销售假药，放了；

而翟一平代购的是货真价实的德国原厂药，赚了微薄的平价利润5%，认定为销售假药，抓了。

我们的刑法立法在这个方面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希望朋友们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专业从事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看到此文，一个更人性化的法制环境确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利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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